本文基本认可利益层次结构理论的合理性，同时，结合刑法适用的特性，做出如下三点重要的调整。

因此，欧洲人权法院承认在涉及多数人但不能共同审理的复杂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判决书中描述未参加诉讼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对于公正地认定正在被审判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是不可或缺的。同时，根据两个同案被告的描述，非官方会计系统的实践也证明了凯瑞蒙控制了整个犯罪机构。

据T和E的证词，G就有关使用捐赠资金的全部决定均要事先取得凯瑞蒙的同意。（一）中国案例：后案对前案认定事实直接作为裁判依据 欧洲人权法院在做出地区法院判决没有侵犯申诉人凯瑞蒙无罪推定权利的认定时，充分考虑了德国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注重禁止公权机构审前预断制度保障的重要性。欧洲人权法院在探讨地方法院判决是否构成预断时指出，判决是否形成预断要考虑具体个案性质和庭审查明事实的必要性及程度。[2]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2003）渝三中法刑初字第3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写到：经查，证人胡刚、胡泽模、蒋毅、唐小刚均证实，被告人陈金权邀约并指使他们杀人。[28]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这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中注重法官作为案件裁判者在审判案件中的中立性,也体现了应当对被告人进行公正审判的立法初衷公民不但不能分享利益，反而要为战争承担代价，生活日益穷困潦倒——贫富差距的分化最终导致公民臣民化，社会资源日益聚合至贵族，而公民对此无可置喙。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在利益结构深刻变动、利益群体分化严重、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日渐多元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之间出现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价值标准、利益诉求、政策主张、立法要求，是正常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于缺乏共和机制而使人们无法在平等自由地表达诉求和主张的基础上协商对话，形成共识，减少对立。

管仲最早提出这种主张。法律责任的设定对于保障每个人的平等自由是绝对必要的，因为 没有责任，自由就会成为无政府状态，而人的权利就会成为无限制的任性[21]197。势即权力或权威， 术即监督、考核、驾驭群臣的手段。包括经济全球化、公共事务全球化、人权全球化、环境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等在内的全球化正在有力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样式、文化形态，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及其处理方式。

在这些观念、规律和价值基础上形成了依法而治 ( 法治国) 、权力制约、人权至上、财产神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约自由、罪刑法定、正当程序、权利推定等法治原则，以及司法 ( 职权) 独立、法官中立、律师自由执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司法·12·张文显 法治的文化内涵———法治中国的文化建构原则。我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把密尔的名著 《自由论》译为《群己权界论》。

总之，任何人，不论职位高低，不论贫富差异，法律上一视同仁。[30]十八大以后，党中央进一步将和谐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素。共和机制的常规形式是对话。我们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意义具有动态的特点，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通过相互协商而达到的共识，具有不断形成的特质。马克思在他起草的第一国际 《协会临时章程》中更明确地指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以理性精神审视人性，必然提醒我们正视这样一些基本的事实: 人性是脆弱的、有缺陷的，即使伟大的人物，因为他不是 神，其性格结构也可能是两重的。社会自治的内容十分丰富、形式无限多样。

在古往今来的一切国家中，对法治的威胁和危害主要不是来自公民个人，而是来自公共权力和国家官员。官民都理性平和，很多矛盾就不会升级，不会激化为恶性事件，不会爆发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9] Opinion of Justice William O. Douglasin Joint Anti-Fascist Refugee Committee v. Mc Grath，United States Reportsvol. 341，1951.[10] 陈向明: 《从范式的角度看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评价》，《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 年 11 月总第 21 期。从 2006 年开始，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开始讨论国家和国际两级法治的问题，肯定了我国政府代表提出的 法治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的观点。

胡锦涛同志曾指出: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罗伯斯比尔说: 法律是什么? 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庄严的表现。尤其是涉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事项、群众意见分歧的事项，涉及当事人利害关系的事务，必须做到程序公正、程序公开、程序合理、程序民主。现在一些地方少数领导人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瞎指挥、瞎折腾，干了很多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蠢事，盲目决策、错误拍板上马的项目、工程，给土壤、水流、大气造成严重污染，并致使社会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频发。长此下去，在他们心中就会沉淀 仇富、厌世、恨世等消极思想，进而对执政党和政府产生离心倾向，少数激进分子可能会采取极端手段来寻求利益表达，以致形成社会动乱。英国思想家密尔把自由界定为 社会所能合法施于个人的权利。

走程序虽然需要时间，有时候也很麻烦，有时候还会遇到来自上级、社会、舆论的压力，但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可以较好地避免发生严重的决策错误，避免乱指挥、瞎折腾，避免发生错案、冤案。其实，普适文化是人类在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共同价值取向，各国人民的价值观之间并不存在一条天然的鸿沟。

把内涵于法治概念、法治观念、法治思维、法治理论、法治价值、法治习惯中的核心要素凝练出来，揭示的就是法治的文化内涵。[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最鲜明的本质特征，也是最基本的经验和最根本的遵循，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29 日，第 1 版。第四，要致力于引导和维护中国与世界的和谐，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法治化，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尊重各国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 坚持国与国之间和平、民主、平等的原则，强调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

相较于规则文化的缺失，程序文化更加缺失。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正如马克思所说: 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价值和宗旨。

有了正当合理的程序，就要严格遵循。全球化推动法治普适文化的传播。

不顾社会所固有的规则，个人就不能生活于社会之中，而不能生活于社会之中，也就等于丧失了自由。在基本权利方面不允许不平等的存在，更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一旦我们以理性精神审视人性，就会否定至善无瑕的 先知、 超人、 圣杰的存在，人治或贤人政治的主张就没有任何理论根据。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

[18] 洛克: 《政府论》( 下篇) ，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3 年。相对于其他价值，其 终极性、元地位表现在: 第一，和谐凝练法治的价值，即从社会生活、历史传统、社会未来发展、哲学和法理中凝练出现代法治的价值。华夏先民主张的 小康社会，孙中山追求的 天下为公，柏拉图所设想的 理想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魏特林等人设想的 乌托邦，马克思和恩格斯梦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等新中国缔造者提出建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以和谐为表征的国家或社会。依法治国是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途径。

为此，法令必须 布之于百姓 ( 《韩非子·难三》) ，使 万民皆知所避就，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 《商君书·定分》)。所以一般说来，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

法律在把自由确认为权利的同时，也就确定了自由权利的范围。但是，如同任何形式的代议民主一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也可能存在机制上的缺陷。

第四，要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特别是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完善党务公开、立法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增强治国理政活动的透明度。理性平和就是要求以平等谦和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要以公心、诚心和耐心解决人民群众的诉求，疏导和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对抗因素; 要改进执法方式方法，不要动不动就对群众使用暴力、警力、国家强制力，即使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重大工程建设等容易出现暴力抗法的场合，也要禁止滥用暴力强迫民众就范，避免 以暴制暴而引发恶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